作者 Sergio Ramirez
民主價值在拉丁美洲當代史中是缺席的，也是我們拉美歷史中最大的挫折。有時候我不自禁想像也許將來的學者會寫出一部完美的法治拉美社會。那將是一部充滿嘲諷的紙上烏托邦，紙上作業，什麼都可能。
開國英雄父權思想 踐踏民主
開始時，民主是被開國英雄的馬蹄所大步踐踏的，這些開國英雄一一成為國家元首。他們是改革者，可是這些改革者深信進步只有透過鐵腕控制才能獲得，他們認為，拉美社會不夠成熟，必須等到社會成熟之後，才能談民主，這不僅是當時的〔說法〕，也是當時的現實。
當時尼加拉瓜為農村社會，立基於非常傳統的人際關係。上層為地主身兼軍事首領，而軍事首領又成為黨派的領袖。這樣的農業結構使得我們無法邁向現代化，使我們陷入政治元首的父權思想控制。這樣的思想賦予元首權力來決定如何對待公民，於是他們管理國民就像對待兒童，因為父權家庭模式被套在國家組織上。這樣的模式也是根據土地絕對擁有權而來。而外國勢力在境內無限的割地，也同樣來自對土地掌控的慾望。
而後在二十世紀，習慣此模式的軍隊繼續封鎖國家。--我們活在行政化的恐怖當中：秘密處決、政治「清算」，無名塚等等，在美蘇冷戰的對峙中，得到合理化，軍事獨裁恰與美蘇冷戰對抗模式契合，成為美蘇的競爭當中最便利的防堵模式。
自中美洲獨立以來，我們就聽說，可以有民主，但是必須等到我們的經濟夠繁榮、人民夠成熟、公民可以負責任地行使公民權的時候。由於國家缺乏政治標竿，於是參照家庭的運作模式：我們需要一位老師、一個慈父，他了解家庭的需要以及照顧的方式，他知道何時該仁慈，何時該嚴厲懲罰。父親掌握的絕對權力是不能授權的，子民應當領受他的教導直到成年。
改革派和保守派不同之處僅止於：究竟該利用父權意志去施展權力來改革，或是不改革，改革者滿腦子烏托邦的概念，只欠缺實踐的工具，但是烏托邦製造了大規模的恐怖：也就是暴政打著烏托邦的名號，而福祉往往變成痛苦。
很令人好奇的是，在二十一世紀伊始，充滿科技奇蹟的時代，我們依舊信仰著英雄天啟式的救贖；仍相信公民權是由政府授予，而民主是可以屏棄的。聯合國在拉丁美洲做過關於民主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人同意總統行為可以不受法律約束，經濟發展比民主更為重要，並且不反對為解決基本經濟問題可以犧牲民主，接受專制政權，這個調查結果實在令人沮喪。公民願意放棄公民權，也就是個人主權，並且願意配合特殊情境實行特殊的授權，也就是說只要政權能夠確保人民每天的生計穩定，即便以人民的血來換也無妨。
1983年至1989年間，Raul Alfonsin 擔任阿根廷總統，而 Patricio Alwyn 擔任智利總統，當時的情景大幅改變，中美洲的軍事衝突恰巧和冷戰同時結束，為接下來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紀末，帶來新希望。
這些奇蹟讓我們終於有機會以民主迎接新的千禧年。二○○○年墨西哥總統大選由 Vincent Fox 勝出，結束革命建制黨(ＰＲＩ)長期壟斷勢力。
東西方衝突告終，而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真正社會主義」於此時垮台，加上拉丁美洲的民主重生，成為一股助力，中美洲受惠最大。當時所宣稱「西方的勝利」甚囂塵上，你可能記得當時甚至有人說歷史已終結，大膽的說西方的勝利就是市場經濟的勝利，時間的流動從此停止，而我們會生活在終極樂土(instantaneous paradise)。這樣的說法甚至比所謂「幸福的共產黨社會」口號聽起來還狂熱。但這的確需要時間（或是所謂理論上的時間）慢慢來。
市場經濟興起 民主新型災難
從那時起，我們面對的是全盤的外來植入，它奪走所有人道主義意識以及我們努力培養的團結價值。市場經濟出現後，很快陷入新的災難：市場社會。民主依舊被視為等同於此：當任何人說到民主社會，我們必須能夠聯想到市場社會。如此一來，社會和民主的基本價值面臨了作為自由供需定律組成部分的風險，而公民權的概念也變成是可捨棄的。
如今選民照舊投票，一般拉丁美洲認定有70％的投票率，而美國只有40％或更低。但是選民不再相信市場民主能夠解決衰退、貧困、邊緣化和失業的問題，並且反抗他們投票選出的人。選民最終期盼民主能夠消弭社會和經濟的鴻溝，而非擴大它。過去在拉丁美洲從未像今日創造這麼多的財富，但糟糕的是，新增的財富擴大了貧富差距，多殘忍的矛盾！
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可稱為不完備而非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因為讓我們失望的是目前所欠缺的。而最明顯缺乏的一點就是制衡機制(institutional strength)。制衡機制是較適合衡量民主的方式，因為它能夠避免權力被濫用的情況，而權力往往容易被濫用。權力通常在人心最幽暗處醞釀，若它不是靈魂之惡，就不會這麼常與愛情、瘋狂和死亡同時出現於文學中。
貪汙已是造成政治制度動盪的因素。過去二十年間，拉丁美洲至少有二十位民選總統涉嫌貪汙。貪汙的擴大由一連串的因素造成，不乏政治文化起因。最傳統的想法中，誰贏了選舉，國家就成了他取之不盡的囊中物。但選民還不認為這是最嚴重之惡。有個說法很普遍卻很糟糕：「只要能做事就讓他貪吧！」。
自由獨立思考 促使人性進步
如果說今天我們正歷經一場道德的危機，所有的承諾都不被信任。就像去年在巴西的情況：國內多數相信在工人領袖 Lula da Silva 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能夠為國內帶來重大改革和清新風氣，也期望新的左派政府能夠終止過去類如利用國家資源賄賂國會議員等陋習。但是，這樣的改變沒有出現。
但相反的，個人若將自我視為個體所有，自身獨立於他人並無須受到指責。因為我們的創造力、發明力和想像力，以及自由獨立的思考使人性進步。這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礎，促使我們前進。
但我們別忘記向內觀照是為了向外探求，而不是讓我們禁錮於自我之中與外在世界隔絕。能夠把我們的理想、道德衝動和關懷轉向社會、轉向他人，才是人性的彰顯。
﹝作者為尼加拉瓜極富盛名的小說家。八○年代革命成功後，出任尼國副總統。九零年代對政治改革失望，毅然退出政壇，專事寫作。目前與家人住在尼加拉瓜，是西班牙語文世界與中美洲文化學界中，夙負名望的公共知識分子。﹞
民主價值在拉丁美洲當代史中是缺席的，也是我們拉美歷史中最大的挫折。有時候我不自禁想像也許將來的學者會寫出一部完美的法治拉美社會。那將是一部充滿嘲諷的紙上烏托邦，紙上作業，什麼都可能。
開國英雄父權思想 踐踏民主
開始時，民主是被開國英雄的馬蹄所大步踐踏的，這些開國英雄一一成為國家元首。他們是改革者，可是這些改革者深信進步只有透過鐵腕控制才能獲得，他們認為，拉美社會不夠成熟，必須等到社會成熟之後，才能談民主，這不僅是當時的〔說法〕，也是當時的現實。
當時尼加拉瓜為農村社會，立基於非常傳統的人際關係。上層為地主身兼軍事首領，而軍事首領又成為黨派的領袖。這樣的農業結構使得我們無法邁向現代化，使我們陷入政治元首的父權思想控制。這樣的思想賦予元首權力來決定如何對待公民，於是他們管理國民就像對待兒童，因為父權家庭模式被套在國家組織上。這樣的模式也是根據土地絕對擁有權而來。而外國勢力在境內無限的割地，也同樣來自對土地掌控的慾望。
而後在二十世紀，習慣此模式的軍隊繼續封鎖國家。--我們活在行政化的恐怖當中：秘密處決、政治「清算」，無名塚等等，在美蘇冷戰的對峙中，得到合理化，軍事獨裁恰與美蘇冷戰對抗模式契合，成為美蘇的競爭當中最便利的防堵模式。
自中美洲獨立以來，我們就聽說，可以有民主，但是必須等到我們的經濟夠繁榮、人民夠成熟、公民可以負責任地行使公民權的時候。由於國家缺乏政治標竿，於是參照家庭的運作模式：我們需要一位老師、一個慈父，他了解家庭的需要以及照顧的方式，他知道何時該仁慈，何時該嚴厲懲罰。父親掌握的絕對權力是不能授權的，子民應當領受他的教導直到成年。
改革派和保守派不同之處僅止於：究竟該利用父權意志去施展權力來改革，或是不改革，改革者滿腦子烏托邦的概念，只欠缺實踐的工具，但是烏托邦製造了大規模的恐怖：也就是暴政打著烏托邦的名號，而福祉往往變成痛苦。
很令人好奇的是，在二十一世紀伊始，充滿科技奇蹟的時代，我們依舊信仰著英雄天啟式的救贖；仍相信公民權是由政府授予，而民主是可以屏棄的。聯合國在拉丁美洲做過關於民主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人同意總統行為可以不受法律約束，經濟發展比民主更為重要，並且不反對為解決基本經濟問題可以犧牲民主，接受專制政權，這個調查結果實在令人沮喪。公民願意放棄公民權，也就是個人主權，並且願意配合特殊情境實行特殊的授權，也就是說只要政權能夠確保人民每天的生計穩定，即便以人民的血來換也無妨。
1983年至1989年間，Raul Alfonsin 擔任阿根廷總統，而 Patricio Alwyn 擔任智利總統，當時的情景大幅改變，中美洲的軍事衝突恰巧和冷戰同時結束，為接下來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紀末，帶來新希望。
這些奇蹟讓我們終於有機會以民主迎接新的千禧年。二○○○年墨西哥總統大選由 Vincent Fox 勝出，結束革命建制黨(ＰＲＩ)長期壟斷勢力。
東西方衝突告終，而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真正社會主義」於此時垮台，加上拉丁美洲的民主重生，成為一股助力，中美洲受惠最大。當時所宣稱「西方的勝利」甚囂塵上，你可能記得當時甚至有人說歷史已終結，大膽的說西方的勝利就是市場經濟的勝利，時間的流動從此停止，而我們會生活在終極樂土(instantaneous paradise)。這樣的說法甚至比所謂「幸福的共產黨社會」口號聽起來還狂熱。但這的確需要時間（或是所謂理論上的時間）慢慢來。
市場經濟興起 民主新型災難
從那時起，我們面對的是全盤的外來植入，它奪走所有人道主義意識以及我們努力培養的團結價值。市場經濟出現後，很快陷入新的災難：市場社會。民主依舊被視為等同於此：當任何人說到民主社會，我們必須能夠聯想到市場社會。如此一來，社會和民主的基本價值面臨了作為自由供需定律組成部分的風險，而公民權的概念也變成是可捨棄的。
如今選民照舊投票，一般拉丁美洲認定有70％的投票率，而美國只有40％或更低。但是選民不再相信市場民主能夠解決衰退、貧困、邊緣化和失業的問題，並且反抗他們投票選出的人。選民最終期盼民主能夠消弭社會和經濟的鴻溝，而非擴大它。過去在拉丁美洲從未像今日創造這麼多的財富，但糟糕的是，新增的財富擴大了貧富差距，多殘忍的矛盾！
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可稱為不完備而非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因為讓我們失望的是目前所欠缺的。而最明顯缺乏的一點就是制衡機制(institutional strength)。制衡機制是較適合衡量民主的方式，因為它能夠避免權力被濫用的情況，而權力往往容易被濫用。權力通常在人心最幽暗處醞釀，若它不是靈魂之惡，就不會這麼常與愛情、瘋狂和死亡同時出現於文學中。
貪汙已是造成政治制度動盪的因素。過去二十年間，拉丁美洲至少有二十位民選總統涉嫌貪汙。貪汙的擴大由一連串的因素造成，不乏政治文化起因。最傳統的想法中，誰贏了選舉，國家就成了他取之不盡的囊中物。但選民還不認為這是最嚴重之惡。有個說法很普遍卻很糟糕：「只要能做事就讓他貪吧！」。
自由獨立思考 促使人性進步
如果說今天我們正歷經一場道德的危機，所有的承諾都不被信任。就像去年在巴西的情況：國內多數相信在工人領袖 Lula da Silva 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能夠為國內帶來重大改革和清新風氣，也期望新的左派政府能夠終止過去類如利用國家資源賄賂國會議員等陋習。但是，這樣的改變沒有出現。
但相反的，個人若將自我視為個體所有，自身獨立於他人並無須受到指責。因為我們的創造力、發明力和想像力，以及自由獨立的思考使人性進步。這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礎，促使我們前進。
但我們別忘記向內觀照是為了向外探求，而不是讓我們禁錮於自我之中與外在世界隔絕。能夠把我們的理想、道德衝動和關懷轉向社會、轉向他人，才是人性的彰顯。
﹝作者為尼加拉瓜極富盛名的小說家。八○年代革命成功後，出任尼國副總統。九零年代對政治改革失望，毅然退出政壇，專事寫作。目前與家人住在尼加拉瓜，是西班牙語文世界與中美洲文化學界中，夙負名望的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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